第三，权利干预强度决定概括授权条款的适用范围。
（三）监察法法典化的现实条件充分 第一，体制条件适配。在内容设计上，分则部分可以围绕组织编、活动编、监督编、救济编展开，从而建构完整的监察法规范体系。
可见，价值上的自足性是法典化的前提。同时，依托法典编纂的过程，亦能对现行法规范中冲突的部分或过时的部分进行系统性的修正与清理。（二）监察法典的开放性控制 若不保持监察法典的开放性，将可能导致监察法典僵化，监察法规范无法适应以及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出现解法典化危机。一方面，要确保监察法典与相关部门法以及党内法规协调，注重不同规范对监察法典可能产生的投射与约束效应，这亦是对当下法法衔接、纪法贯通要求的立法回应。例如，环境立法正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立法规划与立法思路，导致多部生态环境保护单行法被不断修改，浪费了大量的立法资源。
法治化 以《民法典》为契机，我国正进入法典时代。而《移送清单》与《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没有保持一致，《移送清单》上增加了调取、查封、扣押清单这一并非独立的证据类型。[22]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前者由首长独立决断事务，优势在于组织成本低、决策迅速，但缺乏制约的首长容易产生专断和偏私。[6]《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13日第8版。[8]并为不服从有关行政命令或不配合依法采取的相关措施的行为主体设定了法律责任。[11][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周志忍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二是警察机关委托社会机构、商业机构采集数据。算法失误导致公民权利干预的错误。
这一规定延续至2012年修改的《人民警察法》。例如有学者指出美国的预测警务存在对低收入地区和有色社区的歧视。五、结论 智慧警务的应用无非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不要实施智慧警务。有学者将警察法领域的授权基础（Ermächtigungsgrundlage）总结为特别规范（Spezialnorm）、标准措施（Standardmassnahme）和概括授权条款（Generalklausel）。
门槛理论的引入意味着概括授权条款仅得适用于一定干预强度以下的警察措施。（二）警察之外其他参与主体权力来源不明 智慧警务模式下，警察权逐步社会化与弥散化。若无法提供明确依据，不可干预公民权利。例如，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针对的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威胁公共安全的人员。
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强度。而行政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为法律和部门规章，与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职能密切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均未予以规定。
在警务活动中，数据收集主要包括三个途径。反之，侵害性越弱，授权明确性要求越低。
前一情形中，警察法的规范范畴是警察机关的委托行为。第二，干预措施能否类型化决定概括授权条款与标准授权条款的适用。其次，警察权主体由单一主导到注重多元参与。我国警务模式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情报主导警务逐步升级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智慧警务。进入专题： 智慧警务 授权基础理论 。因此，《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和第6条第（一）项得以作为智慧警务的任务概括条款。
一方面，通过影响行为人防止其再次违法犯罪。另一方面，智慧警务本身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上、组织上的创新局限需要进一步规范。
三、智慧警务授权基础的不足 在我国，《人民警察法》是一般警察法规范。这里的警察权是统合性概念，其用以概括各行政领域中以维持社会安宁秩序、防止危险为目的的活动权限。
算法是人为设计而非自动生成的。拘留、搜查、逮捕是为侦查犯罪活动的需要。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变是长期性的、不确定的、大规模的，其成效总是需要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群体才能得以显现。在智慧警务中，统合性警察权的主体除了包括警察组织，还包括参与警务活动的社会机构、商业企业等等。首先，警察权所承载的任务由危害防止到更加突出危险预防。第7条至第19条规定了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盘查权、使用武器警械等具体权限。
数据收集过程中，警察机关之外其他主体或作为被委托者或作为协助者参与到警务活动之中。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1年第1期。
在我国，警察权是法律赋予的实现警察任务的权力，其内涵通过职责与权限来表达。一方面，大数据技术通过对过去一定时期内的犯罪数据进行挖掘后对犯罪热点地区、犯罪人群、犯罪手法等犯罪趋势提出的科学预测，将犯罪预防与防控建立在大数据预测的犯罪规律基础之上，从而能够更为精确、科学地调动警力并实现对犯罪的精确打击。
存在分歧的是，授权基础是否包含任务概括条款。概括授权条款和标准授权条款之间的区别体现在立法技术——类型化上。
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人民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任务。智慧警务模式下的警察法体系应当以《人民警察法》第2条第1款和第6条为基础，针对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智慧警务中典型干预手段建构标准授权条款，针对查处措施建立与现有警察法规范的衔接条款，同时针对危险预防措施建立概括授权条款，并依据干预强度确立概括授权条款的适用门槛。百度、阿里巴巴等大型互联网公司被认为是大数据的主要拥有者和实际掌控者。这是因为授权基础理论是对警察法授权体系建构规律的归纳，但凡建构警察法授权体系均可依循之。
在算法设计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夹杂设计者的种种偏见。情报主导警务模式之下，警务活动以案发后侦查或调查技术为主，其收集的信息主要与案件相关，只能通过个别案件的制裁实现对行为人和公众的警示，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尚未发生的社会治安秩序危险源。
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公众防止其他人违法犯罪。第二，涉及的智慧警务手段比较片面。
德国法中任务的赋予并不意味着侵害授权。我国警察法规范对警察权的描述均在警察任务之下，警察任务的描述对警察权起着决定性作用。
